現代主義建筑起源于二十世紀初,受到科學和工程進步的推動,并有意脫離歷史風格。它倡導關注社會公平、城市發展、效率和功能性設計,標志著建筑理念的重大轉變。現代主義主要起源于歐洲和美國,憑借其創新的空間和建筑重新定義,吸引了全球的關注。它向亞洲的傳播得益于跨文化的交流——許多東亞建筑師在著名現代主義者的指導下學習,而一些歐洲建筑師通過國際合作或殖民時代的影響,在東亞地區展開工作。

現代主義深刻影響了亞洲城市的發展,尤其與該地區在這一時期的高人口密度和快速城市化進程相契合。一些亞洲城市,特別是新興城市,成為現代建筑和城市設計原則的實驗場。現代主義運動標志性的高效性強調以及對混凝土、鋼鐵和玻璃等材料的依賴,至今在該地區的城市規劃和建筑語言中依然顯而易見。例如,勒·柯布西耶提出的光輝城市概念,與東京、香港、深圳和臺北等城市的交通導向型開發有著相似之處。

研究現代主義在東亞的發展,可以通過一些關鍵人物和標志性項目追溯其影響,這些人物和項目在塑造這些城市的建筑身份和城市結構方面,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丹下健三:現代主義的標志性人物

丹下健三仍然是亞洲現代主義建筑中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他的早期作品,源自木結構和單戶住宅,例如圣城的丹下住宅,展現了他對傳統形式和材料的精通。然而,他的建筑視野隨著向公共建筑的轉變而發生了變化。例如,香川縣廳舍反映了這一演變。雖然這座建筑在結構上呼應了他早期作品中的木質美學,但它通過使用鋼筋混凝土、開放式平面布局以及嚴格遵循結構網格邏輯,體現了現代主義原則。這些元素與微妙地向傳統日本木結構表現的致敬相結合,使該項目成為早期現代主義的代表,與他同時期的廣島和平紀念公園相似。

隨著丹下健三的作品不斷擴展,他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或許受到Eero Saarinen薄殼混凝土形式的啟發,丹下開始探索一種混合方法,將薄殼混凝土與拉伸結構相結合。這一創新達到了他一些最具標志性作品的巔峰:香川縣立體育館(現面臨拆除威脅)和代代木國立體育館。這些項目不僅確立了新的建筑語言,也為亞洲范圍內的混凝土-拉伸結構浪潮鋪平了道路。

丹下健三的貢獻在當代建筑中仍然具有深遠影響。例如,代代木國立體育館仍然是一個備受推崇的場館,承辦各種活動和音樂會,并在2020年東京夏季奧運會上作為手球比賽場地使用——距其建成已近60年。與此同時,香川縣立體育館成為了圍繞遺產保護和適應性再利用的爭論焦點,凸顯了丹下現代主義遺產在亞洲建筑和文化景觀中的持久影響。

香川縣立體育館 / 丹下健三

代代木國立體育館 / 丹下健三

香川縣廳舍 / 丹下健三

貝聿銘:連接亞洲現代主義

與丹下健三同一時代并相互啟發的貝聿銘同樣在塑造現代主義建筑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他的大部分作品集中在美國,但貝聿銘對亞洲的貢獻同樣值得注意,甚至更具標志性。這些項目幫助將現代主義原則傳播到整個大陸,并根據當地的氣候、文化背景和建筑實踐進行了調整,創造了西方現代主義與亞洲情感之間的獨特橋梁。

貝聿銘在亞洲的早期作品,與丹下的標志性體育館同時期,展示了他對曲線形態和懸鏈線形式的探索。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他與陳志寬合作設計的東海大學盧斯紀念教堂。該建筑的設計令人震撼,具有宏大且精細控制的曲線形態,與現代主義運動中的其他結構實驗相呼應。然而,即便是在這種有機形態中,盧斯教堂也透露出貝聿銘作品中的一個反復出現的主題:對強烈幾何形狀的強調,特別是三角形,這成為他建筑表達的標志性特征。

貝聿銘對現代主義幾何形態的執著延續到了他在亞洲的后期作品,塑造了該地區一些最具標志性的地標。香港中銀大廈、日本MIHO美術館以及蘇州博物館都體現了他對簡潔幾何建筑形式的追求。每個項目都展示了貝聿銘將現代主義原則與獨特文化背景相結合的能力,同時始終保持對精確性和簡約性的專注。這種幾何嚴格性成為貝聿銘設計語言的核心,深刻影響了亞洲的現代建筑。

盧斯紀念教堂 / 貝聿銘

中銀大廈 / 貝聿銘

MIHO美術館 / 貝聿銘

蘇州博物館 / 貝聿銘

現代主義與戰后影響:亞洲的西方建筑師

現代主義在亞洲的發展又通過殖民主義的傳播找到了另一個途徑,西方建筑師將他們的培訓和現代主義理想帶到了殖民地地區。這些建筑師設計的建筑不僅現代,而且具備永恒性,留下了至今仍服務于該地區精英和公眾社區的遺產。

一個顯著的例子是香港的美利大廈,這座建筑由羅恩·菲利普斯設計。盡管它位于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坡地上,但其模塊化且統一的立面設計使其成為現代主義高層建筑的突出例子。它的影響顯現在后來的建筑中,例如怡和大廈,后者采用了類似的立面和基礎策略。美利大廈特別之處在于它對香港炎熱潮濕氣候的精細應對。每個窗戶與遮陽板的配合角度都經過精確設計,以最大限度減少直射陽光,降低眩光、過熱,并減少對空調系統的依賴。最初作為政府辦公樓使用,這座建筑最近由諾曼·福斯特與菲利普斯合作改造為一家酒店,確保了其在當代香港的持續相關性。

另一個殖民現代主義的地標是彩虹邨,由Palmer & Turner開發,作為公共住房計劃的一部分。勒·柯布西耶的光輝城市理念對該住宅區的建筑和城市設計原則產生了重大影響,創造了一種將高層住宅樓與市場、學校、醫療和交通等基本社會服務相結合的城市模式。這種方法不僅滿足了當時的住房需求,還為香港的城市住宅規劃樹立了先例。這個小區概念演變成了公共住房和私人公寓開發的主流模式,深刻影響了香港城市景觀,直到今天,盡管該住宅區面臨著拆遷的命運。

美利大廈 / Ron Philips (公共工程部)

彩虹邨 / Palmer & Turner

靜謐的現代主義:亞洲本土建筑師及其永恒貢獻

現代主義建筑的原則常常以更加低調但持久的方式融入亞洲社會。盡管這些貢獻不如其他項目那樣受到廣泛關注,但它們催生了謙遜而永恒的建筑,至今仍服務于其社區。許多本地建筑師,受到西方現代主義實踐的影響或直接指導,做出了本地化的貢獻,塑造了他們的建筑景觀。

Tao Ho設計的香港圣士提反書院特設樓是晚期現代主義建筑的典范。可以說,它的設計早于貝聿銘對強烈幾何形態的探索。Tao Ho將四個相互連接的混凝土結構結合起來,獨特的斜面立面使這些建筑區分開來。這些強烈的三角形幾何形態巧妙地回應了綠意盎然的場地,并圍繞著一個寬敞的公共庭院。斜面立面發揮了雙重作用,不僅減少了建筑的視覺體量,還保持了庭院的開敞性,同時確保每層樓都有充足的自然光。這個看似大膽且具有侵略性的設計,實際上敏感地將功能性與優雅融合于周圍環境中。

在臺灣,現代主義通過合資企業和國際合作也影響了當地建筑師。國立成功大學舊圖書館就是這種互動的典范。二戰后,在美國援助和普渡大學的合作下建成,該圖書館的分隔立面、帶狀窗和略微凹陷的柱子嚴格遵循現代主義原則。通過一條宏偉的階梯,升高的入口創造了一種建筑被從地面抬起的視覺印象,盡管地面區域仍被占用。

這個項目為臺灣其他現代主義建筑的探索鋪平了道路,例如高而潘設計的臺北市立美術館。高而潘曾短暫在Kunio Maekawa手下工作,受到其影響,臺北市立美術館在成功大學圖書館中控制性矩形體量的傳統基礎上進一步擴展。模塊化矩形結構懸臂并懸掛,營造出一種超脫和輕盈的感覺。這一設計演變展現了現代主義思維的傳承,同時引入了新陳代謝主義的影響,強化了現代亞洲建筑創新的延續性。

國立成功大學舊圖書館

圣士提反書院特別室大樓 / Tao Ho

臺北市立美術館 / 高而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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